记者
林子人
编辑
黄月
1说来或许有些讽刺，《看不见的女性》的核心人物是一个男人。根据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CriadoPrz）的观点，世界的运行方式是围绕“标准男性”（dfaultmal）设计的，标准男性就代表了“人类”本身，以至于虽然如今全球79亿人中超过半数为女性，但她们的存在感与数量是不匹配的，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她们甚至是“看不见的”。
“自有记录以来，巨大的数据缺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从‘作为狩猎者的人类’（ManthHuntr）理论开始，编年史家几乎没有为女性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角色留下什么空间，无论是文化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相反，男性的生活被用来代表全体人类的生活。而在谈及另一半人类的生活时，通常只剩下沉默。这种沉默无处不在，遍布我们的整个文化：电影、新闻、文学、科学、城市规划、经济学。”
佩雷斯在书中运用详实的事实和数字向读者呈现，性别数据缺口如何系统性地融入人类社会的肌理——不符合女性需求甚至可能为女性的生存发展造成障碍的设计、城市规划、职场规则、医疗措施、权力体系……
它给女性造成的种种后果中，有些或许只是让人感到恼火：比如男女公厕虽然面积相同，但女厕常常大排长龙；手机尺寸越来越大，让女性用户越来越难以单手掌握；办公室的标准温度根据平均男性静息代谢率设定，以至于女性员工总会觉得办公室太冷。有些则严重到可能致命，比如因为医疗研究对性别差异欠缺考虑，女性更容易因为误诊而死于心脏病，以标准男性为基准设计的汽车导致女性在车祸中受重伤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47%，死亡概率增加17%。
在《看不见的女性》问世约一年后，新冠肺炎酿成大流行病席卷全球。这一当下时代的“黑天鹅事件”，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呼应、强调了佩雷斯在书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点：“在出现各种问题时屏蔽女性的声音是十分讽刺的，因为旧的偏见正是在极端情况下才最不合理，女性本就尤其受冲突、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影响。”
《看不见的女性》于年在美国出版，佩雷斯为该书撰写了一篇全新的后记，特别指出了新冠疫情暴露出的女性困境。比如虽然医护人员中多数为女性，但她们拿到的防护服却是以标准男性身材设计的，这让她们暴露在更多病毒风险之中。佩雷斯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在这场危机平息后，我们尚需观察有多少国家会吸取这场大流行病的教训——它提醒我们女性的无偿照护工作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复苏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她承认年轻时也曾对女性主义充满误解，大学期间的一本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书使她豁然开朗，意识到自己对“女性主义者”标签所有的不理解和不耐烦，都源自那个无所不在的“标准男性”，“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以性别中立的态度在讨论问题，但其实我们在以男性的眼光讨论问题。”在佩雷斯看来，这个被默认的前提已经如人们呼吸的空气般自然，也让人们难以改变固有思维，做出切实改变。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佩雷斯成为了一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年，英国央行宣布将在6年去除英镑背面的女性历史人物——19世纪社会改革家伊丽莎白·弗莱。佩雷斯在英国民众中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在英国纸币背面保留一位女性历史人物。在她的努力下，7年，新版10英镑纸币上出现了简·奥斯丁的形象。8年，百年前为英国女性争取到投票权的妇女参政权论者米利森特·福西特成为伦敦议会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女性雕像，同样也源自佩雷斯的倡议。
7年，新版10英镑纸币上出现了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
佩雷斯觉得，自己进入女性主义的路径教会了她重要一课，思想和行动的改变是有可能的，尽管过程可能很漫长。为此，她希望所有相信平等和正义，愿为建设一个更好世界贡献力量的人都能从正视和挑战“标准男性”的存在开始，“消除‘男性至上’意识形态的最佳策略，就是指出来它确实存在。”
01《看不见的女性》是对波伏娃《第二性》的21世纪阐释
界面文化：是什么启发了你写《看不见的女性》？“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卡罗琳·佩雷斯：说来话长。我并非从小就是女性主义者，在更年轻的时候，我甚至是反女性主义者。我觉得女性主义让人尴尬，就好像在说女性就是很弱，像是充满了反男牢骚。在25岁左右，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需要去认真阅读一些女性主义文献的大学生，我的心态终于发生了改变。作为英语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我为了写一篇论文读了《女性主义与语言学理论》（FminismandLinguisticThory），书中讲述了男性如何在语言中被默认为常态的（“他”既可以指“他”也可以指“她”，“男人”可以指代“人类”）。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我之前也听说过这个问题，但不以为然——大家都知道这些词是中性的，让我们讨论一些真正的问题好吧！但这本书援引了许多研究指出，当人们读到或听到这些词的时候，他们的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个男性，这一点让我吃惊不已。我第一次意识到，当我听到这些词的时候，我也自然而然地想到男性，我不敢相信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一进入女性主义的路径让我开始意识到，“默认是男性”的现象无所不在，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并会为女性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超“听到中性词但想象的是男性”。
本科毕业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行为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发现当我们量化经济成果时存在大量的性别数据缺口，比如说GDP的计算遗漏了许多女性的生产贡献，但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客观的、性别中立的数据，并据此制定各种政策。我参与过一个女性难民慈善组织，发现即使是《联合国难民公约》这样的、在二战后制定且绝对没有歧视女性难民本意的文件，都会导致女性比男性更难寻求庇护，因为该公约是围绕着被迫害男性的经验设计的，忽视了女性的情况，比如女性比男性更难独自旅行。
我在生活和工作中无意识地收集这些案例，看到了某种模式，觉得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简直太疯狂了！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以性别中立的态度在讨论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在以男性的眼光讨论问题。
让我成为女性主义者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我写第一本书的经历。我在收集资料时发现了医疗数据中的问题：女性不仅不一定会体验到在传统经验和流行文化中已定型的经典心脏病症状——胸痛和左臂下方疼痛——而且医生们也没有接受相应训练，识别出女性的典型症状，比如消化不良的感觉、恶心和疲倦。为此，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因心脏病病发身亡。我还发现许多医疗研究并不考虑性别差异因素，因为雌性的身体，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被排除在了研究范围之外，理由是“荷尔蒙异常”。我认识到，这只不过是女性在学校课程、媒体和政治中代表性不足的冰山一角，我们一直对此视而不见。
这是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希望人们能看到这个模式，看到它事关生死，有必要引起重视。我觉得，我进入女性主义的路径也让我坚定地相信变革的可能性：只是通过阅读一本书，我就从一位反女性主义者变成了一位女性主义者。我希望我的书能改变更多的人。
《看不见的女性》作者、英国作家、记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图片来源：作者